很多的、一系列的意义，这两者互相都是重叠的。
这就导致了研究者先对哲学抱有一种预期，而后让经学或理学符合这种预期形态，却对经学或理学本身鲜有期待。如此一来，气也就是理了。
最终是口（舌）具有优先性，标志着区别于视觉优先或听觉优先的味觉优先的认知品格【13】，这种研究方式可能并未摆脱与西方哲学相对照而找不同的思路。又注率性之谓道云：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间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该文更以为传统学问文化有余而思想不足，而在哲学主导之下的理学研究，正是各种思想派别或方法的演练场，虽不无启发，却往往失大于得。若稍稍脱开理学的研究范围，就不难发现各种追寻中国哲学自身道路的方式相当富有启发力。进入专题： 理学 哲学 。
果不其然，又有学者找到触觉优先，认为基于对传统西方哲学视觉中心主义的反思，长期被边缘化的触觉在哲学上的地位日益凸显，并声称这是由于触觉作为一种‘根本觉，其自身所固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和特点使然【16】。赵文质疑经学将思想变成解释学，吴飞教授已经有了回应，不妨将回应集中在心学把思想变成了心理学这一质疑上。对位居北半球的中国人来说，太阳在夏天北移，冬天南移，但这一日照变化极其缓慢细微，与日出、日落的直观经验不同，它需要人对自然年复一年的悉心观察与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能力。
家园对人的安顿意义凭借这一稳固而经久不易的方位体系彰显。若把西放进整段中国史来看，这种历史感同样只增不减。这一综合性同时也意味着，南、北在诞生之初就掺杂了中国人的诸多思想、价值层面的抽象思维内容。至此，上古时期的空间感知终于被以概念的形态固化下来。
《庄子》笔下的神人、圣人出六合之外，所抵达的正是一种天地境界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（《天下》篇语）的逍遥之境。而另一方面，农作物的生长依赖阳光照射与雨露滋养，这些气候条件又取决于上方之天，所以吕思勉曾说：农牧之世，资生之物，咸出于地，而其丰歉，则悬系于天。
天子位于天下中心，是天道的传达者，文明与秩序从天子所在的中心向周边层层蔓延。对于此种变化发生的原因，杨宽认为：东汉开始举行‘上陵的朝拜祭祀典礼，在殿堂举行朝拜的礼仪，是以坐北朝南为尊的。比起神性的先验空间，中国人的空间更多的是一种人化的想象空间，这样一种人化的空间建构必然少不了审美要素的参与，空间问题因此具备了美学的维度。中心不变，四方的景象因而也恒定不变。
体现在中国早期空间认知和宇宙图式上，就是独特的六合概念，它以上、下为主位或轴心，向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无限延伸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民族为中心、逐层蔓延的同心式的华夏地理。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的确立，不仅与早期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，更以一种美学的方式参与了华夏民族的价值认同与历史建构。不论时节、物候、历史如何变化，中国人始终立于华夏大地的中心，六方的架构经久不易，成为人的精神情感的寄托与归属之地。西方作为昆仑所在的方向，和东方一样具备神圣意味，由于它同时涉及族源问题，往往又带有浓重的历史感。
正是上这一特殊方位的存在，引领自然空间逐渐走向审美、走向价值，成为一种独具美学特性的人文空间。而北方，正是四方之中唯一一个未被赋予正向价值之位，被《庄子》称作穷发之北。
例如，在《尚书·舜典》的记录中，居于中央的舜为完成封禅仪式，按照东、南、西、北的顺序对四方进行巡狩，确立了四岳作为明确的方位标志。太阳东升照亮世界，东方因此代表光明，在四方之中为最尊。
这种建构的意义本不关乎地理，而是要为这个民族共同体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家园感。从空间上看，民族聚居地距离西方标识——昆仑越来越远，归属于西的华夏领土也越来越大，在面积上逐渐压倒东方。人对世界的感性建构、诗意想象，甚至价值认同全都统一在这样一种空间经验之中。从盘古到女娲，几乎所有上古创世神话都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天地设立的重要意义。六相正是六合空间的象征，故而六方的确立是天地治、神明至的基本前提。前两千余年间，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始终都在关中—河洛一带，然而自唐末起，无论是经济重心还是政治重心都呈现出东移的态势。
《说文解字》对天的解释为天，颠也。故天文之智识，此时大形进步。
陵园布局的改变或许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祭礼，但整个文化的价值选择向南偏移却是一种必然趋势。另一方面，太阳经验常常与权力感相关联，南方因此往往又涉及政治问题，帝王的统治术就被称为南面之术，如《周易·说卦》：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。
古人坚信河出昆仑，《尔雅·释水》记：河出昆仑虚，色白。中国古代许多仪式、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。
故而东、西这一组方位与南、北相比更具先发性，有学者就认为我国的许多民族是先知道东西方向，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。甲骨文中的东字由日、木组合而成，《说文解字》亦讲：东，动也。这种发现，当然不是那么容易，而且事先也得以确定东西方位为基础。人对上方空间的想象与描绘在根本上源自对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恐惧。
这一方面证明空间经验相对于时间的先发性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的独特性——与上下、四方都不同，它不仅关乎空间，还关乎时间。总之，空间方位不仅关乎物理，更关乎人文、关乎审美，它发源于感性，又从感性活动升发至价值观念甚至哲学思辨，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建构开出了一条独特的美学路径。
尽管圭表仪具发明之后，人就能够通过日中日影的方向确定南方的位置，但人对南方的完整认知还有待于以年为单位的太阳运动。所对应的季节为夏季，夏季多南风，动植物生长繁盛、生命力最强。
四、结语 通常来说，谈及空间问题与中国美学的互动关系，人们关注较多的还是空间对文学艺术活动的影响，例如宗白华所讲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，而较少提及空间问题本身的美学特性。柏拉图的上、下是截然两分的此岸与彼岸。
中西方位观中皆有作为超越维度之上，但超越的路径各有不同。古人往往将大地设想为向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展开的平面，以四方代指天下，如《诗经》中的纲纪四方四方攸同等。不同于四方可以向远方无限延伸，中心是唯一的，是一切方位的基准，同时也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如《斐德罗篇》所说：那些被称作不朽者的灵魂则已经抵达高天之巅，它们还要攀上天穹绝顶，让天穹载着它们运行，而它们则呆在那里观照天外的景象。
它不仅关系华夏地理版图的架构，更由于是传说中的黄帝故乡而关乎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族源认同。对早期华夏民族来说，占据主导地位的方位还是东方与西方。
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亦有夫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包于六合之内，托于宇宙之间之论。中的确立比起地理发现，更像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建构，这种建构是出于人类自身对秩序感、归属感、自我中心感的需要，而不是自然本身的需要。
以农业文明为例，斯宾格勒曾说，最初的人是一种东奔西跑的动物，他的醒觉意识不住地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，完全是小宇宙，不受地点和家庭的奴役，然而这种游离的人地关系由于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——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，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。该遗址中出土的著名玉琮，其形制内圆外方，背后正是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意识。
